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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勇敢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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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章子怡开通新浪微博时用的名称叫“稀土部队”，直到2019年换回本名“章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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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是中国电影从文艺市场转向商业市场的十年，也是大多数人真正通过电影合作看海外的十年。
在此之前，中国电影人与国外同行虽偶有合作，但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导演、演员等能“看世界”的机会不多，基本也只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后来当国内资本和厂牌出现在一些国外影片的出品方一栏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阔”了起来，甚至可以用意志决定某部IP大片中填充各种广告。
“我们出海了。”
时人评价。
“出海”这个词虽然只是近两年频频出现，但能够“出海”的终究是少数。除却上世纪1980年代-1990年代初少数赴海外发展的文化人士之外，大多数人，尤其是演员能“出海”的机会很少。几乎所有“出海”的演员都只有一条路：
通过某部作品，在国际上获得较大反响，随即凭借自身眼光与资源尝试拓展海外市场。
如较早的巩俐和后来的周迅，还有跟随张艺谋用《我的父亲母亲》（1998年上映）征服海外观众的章子怡。这部电影未必见得有多好，但它确实是章子怡事业发展的第一步。且直到2010年代初期，章子怡在成龙、李安等人的帮助下拍摄了多部作品，国际化合作经验远胜同时代的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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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让她随后长期陷入争议，并成为内陆互联网话题最多的女演员之一。
玉娇龙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包括中日韩地区），最直观，也最有兴趣的电影主题主要是“神秘的功夫”，直到现在都是。从李小龙到成龙，让老外先发出惊叹，才有继续欣赏其他文化特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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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凭拳脚打天下的杨紫琼作为华裔女星，到现在还在演美剧《猎魔人》。她早于《卧虎藏龙》（1999年上映）之前就是成龙镜头下的武警女军官和“邦女郎”。
作为内陆女演员，章子怡先天缺乏的“培养皿”终于在她走出国门后被她找到了。
《尖峰时刻》和《卧虎藏龙》成为其在本世纪初敲开文化壁垒的工具。
前者凭借成龙在海外的影响力让外国人看到了章子怡的另一面——
人家对东方人也有“脸盲症”，最有效、最快速的识别路径便是打造“功夫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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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则是李安作为华语电影知名导演的武侠情怀之作，在这部影片囊括奥斯卡诸多奖项的同时，章子怡成为外国人眼中新一代的功夫“打女”。虽然后来随着功夫片于海内外逐渐势弱，甚至无人再去考据当时国内外媒体对她的评价，可有些年岁的观众依然记得这个凭文艺片出道，功夫片出名的女演员那时一度风光无限。
这也让她在片场外屡次被人讥讽是“心机女”——
有意思的是，如果单看这段历史，章子怡几乎和《酱园弄·悬案》中薛至武嘲讽西林的论调一样：
“你再怎么强大，也是靠男人上位的。”
因此，不喜欢她的人彼时占多数，且叫她“国际章”，这个词绝非褒义。
直到2017年之前，章子怡在国内的负面评价远远多于她的正面评价。即便她在2005年就已经成为奥斯卡金像奖终身评委，依然阻隔不了很多人对她的恶意。讨厌她（哪怕毫无理由）的人会对她的恋情、举止、言论百般挑剔，其实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性别看，章子怡并没有太出圈的地方。但她还是“国际章”，还是那个“心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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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之前之后，章子怡已经是唯一一位获得金球奖提名的中国人，唯二主演了两部奥斯卡获奖片的华人女星（另一位是杨紫琼），曾拿下华语五大奖项获得N尊影后的女演员（华表奖、金马奖、金像奖、金鸡奖、百花奖）。
获得的荣誉越多，挨的骂就越多。
因此当“玉娇龙”纵身一跃时，她身后留下的不止是“罗小虎”的不舍，还有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性格养成——
其他人对于优秀者的立论可能是：
“我不行，你行，你上，我为你加油。”
一些人则是：
“我不行，你行，我要让你不行。”
事实证明无论是人还是其它文化产品都是如此。
从《黑神话》到“科目三”，再到《哪吒之魔童闹海》，无论它们在海外是否获得关注，最先攻击它们的都是我们自己。“批评”者的底层逻辑很简单：
“我”为什么要“看世界”？如果老外说“好”，那它（她）就有了原罪。
“我”可以压根没看过，但“我”一定要有情绪。
这就是“出海”最大的掣肘。
章子怡真正让章子怡收获路人缘的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通过微博账号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
“稀土部队”在2017年11月23日18:03分，用一句话把一件看似讳莫如深的社会事件送上了热搜。
随后，官媒发表评论，立场鲜明。
同样有意思的是，率先发声的除了章子怡，还有另一位女星伊能静。
她们此前都因种种事由导致负面舆论颇多。
所以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既非粗制滥造的角色塑造，也非永远“锁死”的官宣人设。
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章子怡出人意料的举动，让她几乎第一次收获一边倒的大量好评。
此后数年，多数还记得的人面对其他人对“国际章”的讥讽时，只用一句话击溃了这种偏见：
“她是个勇敢的女人”。
因此，章子怡在喜欢她的人眼中，竟与“宫二”重叠：
寒冬中女子起手，面无表情，任凭风雪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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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2010年代，章子怡逐渐摆脱了坊间对于她荣誉加身的非议，实际上从任何角度看，章子怡都在用一部部作品累积她的资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倘若把时间重置，自200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市场发展，同时伴随“第五代”导演们重新审视电影的商业属性，以及文化部门与海外市场的接触，都需要若干能够增强商业价值的作品和演员出现。
章子怡卸去“打女”标签后，凸显出她原本的文艺片女主气质。包括最被人漠视的《最爱》（2011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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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一些演员颠覆了此前留给观众的印象。
如郭富城、濮存昕、蒋雯丽、蔡国庆和章子怡。
和部分人心目中的“国际章”不同，章子怡回到了乡野女性视角，她患癌症晚期，用身体浇筑爱情的同时，感染了一批观众。或许此时章子怡证明了一件事：
打破偏见最好的方式是成功的作品。
但往往仅凭从众印象评价的人通常不会耐着性子看作品，并从来就不是文化作品的消费者。
舆论场上矛头针对的永远是成功者。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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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大家都忽略了“舆论下沉”后，互联网环境恶化导致创作上同时承受的“夹板气”。演员的个人行为与渐渐出现的饭圈文化重叠，导致大家在品鉴一部作品和一位人物时，通常会夹杂一些不便明言的情绪。
这种最难掌控的因素通常又会反作用于人物和作品本身，导致其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出现极端舆情——
好到玉皇敕封，坏到万劫不复。
总之都脱离了文艺评论应有的范畴。
章子怡便是典型的代表。
她的作品、演技、言论、恋情、婚姻都在承受来自不同维度的解读。
内陆、港台乃至海外导演与其合作的电影，一方面让章子怡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商业化属性明显，另一方面也让她始终难以摆脱“愤青”乃至一些饭圈粉丝的无差别攻击。
包括不久前上映的，她阔别内陆银幕多年的《酱园弄·悬案》。
酱园弄章子怡在这部电影里的演技是合格的。
即便脱离影片在舆情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也可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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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赋予“詹周氏”的悲悯施加于章子怡，这种人物解读也成立：
在1990年代末，章子怡凭借《我的父亲母亲》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随后各种资源向她倾斜，一度在海外发展，与国际知名导演合作，树立作品与人设。
外界对她的评价从千夫所指到大吃一惊，再到默认其主演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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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现近三十年来，无论国内饭圈之间如何争斗撕咬，从海外市场看，大致熟悉的华人女星也就两三人（杨紫琼是马来西亚华人）而已。
影片中“詹周氏”望向薛至武时，眼前恍惚出现了一个暴虐的身影。
而在章子怡的演艺生涯里，这个身影是重叠的。
它不仅是关于“行不行”的质疑与刻意的讥讽，也是两三代网民始终不变的戾气。这股戾气有男性的嘲弄也有女性的怨毒——
毕竟，“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同性也是。
依旧是“我不行，你行，我要让你不行”的底层逻辑。
一如影片中讲述詹周氏时常被丈夫毒打就喜上眉梢的房东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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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当一些人没有勇气直面真正的残酷时，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个宣泄情绪的替代品，无论对方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导演、演员，并假装至死不渝的正义。
所以今天再谈论“出海”，这个话题被赋予的属性很尴尬：
它的希望在于无论男性、女性抑或其他文化层面表达的意义被时代设定的意义，能让人看懂其想表达的思想和普世价值。
它的困境在于当下横跨三十年的互联网语境不断被各种负面情绪填充，所过之境“无人生还”的恐怖感。
就像“平权”在普通人身上的体现。
亚美利亚“自由民”说：
“你不是非洲裔，凭什么诉说我们的苦难？”
而大洋这边，真正通过文化传播树立的希望，也被“男人讲不得，女人不代表全体女人”的精神状态所左右。
这才是“詹周氏”，或是“章子怡”们从义愤填膺到云淡风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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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章子怡还很年轻。
那时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演技，不是其他。
但那个时代对她同样不太友好。
人们，永远只对“和我一样？太好了”的人保留互相打量的态度。
〇作者/摸金校尉编辑/小白排版/板牙「四味毒叔」
出品人|总编辑:谭飞
执行主编:罗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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